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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声表演艺术家侯宝林  

2017-04-11 13:01:2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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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高山兰《相声表演艺术家侯宝林》
相声表演艺术家侯宝林 - 高山兰 - 高山兰 聚焦热点 透视军情 解密名人真相
       侯宝林(1917年11月29日-1993年2月4日),中国第六代相声演员,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世纪相声大师,先学演京剧,后改说相声。
     侯宝林1917年出生于天津,因家境贫寒,四岁时被舅舅张全斌从外地送到北京地安门外侯家。养父在涛贝勒府当厨师,从懂事起,就饱尝了城市贫民生活的艰辛。1929年,他刚刚十一岁,就拜颜泽甫为师,学京戏。1940年起,与长辈郭启儒搭档,合说对口相声。
     1993年2月4日,侯宝林因患胃癌去世,享年76岁。
    侯宝林被尊为相声界具有开创性的一代宗师,并被誉为语言大师。在他漫长的60年的艺术生涯中,潜心研究并发展相声艺术,把欢笑带给观众。以他为代表的一批相声艺术家使这门艺术真正走进千家万户,达到一个令人瞩目的艺术高峰。他为相声事业倾注了毕生精力,除创作和表演了大量脍炙人口的相声名段以外,还对相声和曲艺的源流、规律和艺术技巧进行了理论研究。他还注重培养年轻一代,一些活跃在相声舞台的名家都是他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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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徒时期
     1917年11月29日,即农历十月十五日(星期四),酉时侯宝林出生。
     1922年,由张全斌带至北平,送与其妹夫侯连达夫妇为义子,起名侯保麟(曾用名侯世荣)。侯氏乃满族(镶蓝旗),无嗣,城市贫民,先后以警官学校庶务课员、厨师等为职业,住西城福寿里19号。
     1925年,在北平市立第二十七小学(现厂桥小学)就读三个月(义学)。1926至1928年,因养父失业,被迫以捡煤核、卖报纸、拉水车、打粥要饭等方式,帮助家里维持生计。12岁时,侯宝林开始学艺,先是学京剧,后来由于对相声的酷爱,改学了相声。先后拜常葆臣、朱阔泉为师,曾在北京天桥、鼓楼一带“撂地”演出,说单口相声,与许许多多旧社会的民间艺人一样,以此挣钱谋生,养家糊口。
     1929年,在一个编制腿带的小作坊里学徒,后来拜师严泽甫学习京剧。三个月后开始街头卖艺。其间,师父在天桥三角市场与著名艺人“云里飞”(白宝山)搭班“撂地”卖艺。侯宝林白天随师父前往天桥,在师父与“云里飞”演出间隙表演京剧、滑稽二黄,夜晚背着有残疾的师兄和师父一起到妓院卖唱。
1930年,因不堪忍受师父、师兄的虐待而逃跑,后被养父送回师父处,继续在天桥“撂地”演出。
1932年,养母张氏去世。家搬至福寿里21号。师父全家离京赴太原演出。侯宝林别师回家,因拖欠房租被赶出福寿里21号院,侯宝林只得借住班主李四家中,地址在北锣鼓巷南下洼子路南第二个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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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艺经历
     1933年,16岁的侯宝林在西单上场马绍箴的戏班唱京戏。毗邻著名相声艺人高德明、朱阔泉、汤金澄等人的相声场子,听相声成为侯宝林演唱京戏之余唯一关心的事,一个偶然机会,开始单独表演相声,并拜相声艺人朱阔泉为师,从此侯宝林便与相声结下不解之缘。
     1934年,因唱京戏又兼说相声,为班主所不容,受到排挤,无奈只得离开西单商场,重新又回到天桥与“云里飞”搭班唱京戏。
     1935年,在鼓楼市场撂地卖艺,后来回到西单商场清唱滑稽二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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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年,在西单商场与周玉奎、刘醒民等搭档,清唱滑稽二黄。有空便去临近相声场子听高德明、朱阔泉、张杰尧、汤金澄、华子元等人说相声,特别注意单口相声。
      1937年,转到东安市场唱滑稽二黄。师父常宝臣贫病交加倒卧在京师背阴胡同医学院门旁。 经过几年艰苦奋斗,侯宝林的相声终于成为什样杂耍中攒底的“大轴儿”。从清末起,一直到四十年代,按照老规矩,天津的杂耍园子历来是刘宝全、白云鹏的京韵大鼓唱“大轴儿”。再好的相声也只能排在倒二“压轴儿”,但侯以卓绝的艺术冲破了老一套的规矩,也为相声增了光,添了彩。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侯宝林与郭启儒合作,在京津一带演出,艺术日臻成熟,声名大震。而且,他一改当时相声粗俗的风气,以高雅的情趣与格调的质朴、正派的台风赢得了广泛赞誉。抗日战争期间,日军入侵北京,社会动荡、娱乐业萧条,食不果腹。后经朋友介绍在北京东城福寿斋纸店做短工,装订日历、月份牌。
      1938年,再次转到天桥跟“云里飞”搭班,每晚与“云里飞”之子白全福,还有郭全宝、王宝童一起说相声,年底,白天清唱滑稽二黄,晚间同“云里飞”父子、王宝童、李宝祺在花市大街蒋家棚子说相声,后与李宝祺共拜在朱阔泉先生门下。
     1939年,开始给师父朱阔泉先生捧哏,在天桥新民茶社首次正式登台表演相声。后由朱老师介绍,和师弟李宝祺一起到西单商场北场与高德光、高德亮、张少棠、戴少甫等同台演出。
      1940年 6月初,应天津燕乐戏院邀请,与师叔郭启儒搭档签约去天津演出,侯宝林以反串京剧名声大振,当时报纸上称赞他是“唱功为相声第一人,学名伶皮黄最为神似”。 与京剧演员王雅兰相识。
1941年 尽管事业上蒸蒸日上,但日本铁蹄下的中国,战火连年,物价飞涨;妻子连秀贞有不良嗜好;资方以“合同”为借口,拒涨工资。生活入不敷出,难以为继。
      1943年 除了在电台作节目,同时还在燕乐、大观园、天宝、玉茗春等几家戏园子赶场。逐渐跻身于天津有名的五档相声。
      1944年,电台曾搞过一次津京连播(即两位演员分别在津、京两地通过电台同时播放),与张寿臣和说《俏皮话》。后和一个叫赵明(光裕)的大学生一起组织北艺剧社,演话剧《情天血泪》、《上海繁华梦》、《摩登夫人》、《梁上君子》等。
     1945年,在天津南市群英戏院演出。 5月,应邀回到北平上海游艺社(王府井大街东安市场西门外北侧)演出,担任“大轴”。同台演员有:史文秀(艺名花小宝)、王佩臣、谢芮芝、连幼茹等。 8月,日本投降,又回天津大观园演出一个月。 9月底,回到北平上海游艺社。同时还在华生电台(私营商业电台,位于东四南椿树胡同路北)、中国电台(商业电台,位于前门外观音寺街)、国华电台(商业电台,帅府园内路南)做商业广告。
       1946年 春天,回天津大观园、燕乐演出,重遇王雅兰并产生感情,结为连理。 秋天,转到世界游艺社(位于东单二条内东口路南)和升平游艺社(位于东安市场会贤球社内)演出两个季度,同台演员有谢芮芝、徐剑秋(小天一)、佟树旺、小云生、孙书筠、王宝霞、王元堂、顾荣甫、尹福来等。同时还在几家商业电台演出、报广告。 年底,独资开办北艺广告社,地址在北京帅府园2号。 年底,王雅兰在西城达智营21号生子侯耀华。 聘英文打字员朱先生学习英语会话,并将英语编入相声小段。
      1947年北平上海游艺社(东安市场西门外北侧新巴黎绸缎庄顶上三楼)和商业电台演出,后在西单游艺社(西单商场靠北边一幢楼的二楼上)演出,同台的有花小宝、王佩臣、谭凤元、谢芮芝、荣剑尘、连幼茹、孙书筠、马凤麟、宋慧玲、秋痕、关学增。 年底,北艺广告社迁至北平西城绒线胡同121号。
1948年继续在西单游艺社和商业电台演出,偶尔走堂会,同时也自己作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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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以后
       新中国成立后,侯宝林更焕发了艺术青春,很快就成为妇孺皆知、享誉海内外的艺术大师。此后,他立志相声改革,一面对一些传统相声进行修改、加工,一面又创作了一些反映现实生活的新相声,如《婚姻与迷信》、《一贯道》等。
       1949年7月2日,列席参加中国文学艺术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聆听周恩来总理关于国内形势的报告。8月起,参加两期北平戏曲艺人讲习班学习。每逢一、三、五上课,听了《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艺人的道路》(田汉)、《戏曲的前途》(马少波)等专题讲座。由此接受革命的道理,并明白了在新的形势下,相声改革已迫在眉睫。1949年秋,首次为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表演相声。
      1950年1月19日,为了适应解放后的新形势,遵循毛泽东主席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宗旨,在老舍等人的支持下,同孙玉奎、罗荣寿、高凤山等人一起组建“北京相声改进小组”,先后任副组长,组长。创演的新相声有:《婚姻与迷信》、《一贯道》(合作)、《二房东》(孙玉奎)等。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最早出现的,为配合形式而创作的相声作品。开始相声的教学和辅导工作。收徒贾振良、黄铁良。
      1951年3月,随中国人民解放军赴朝慰问团去朝鲜,任曲艺服务大队中队长。后改编为文工团,任副团长。曾在朝鲜战场自编过两段相声——《杜鲁门画像》、《狗腿子李承晚》,(可惜没有留下文字稿)。写过一段韵文唱词《飞虎山》,可用太平歌词、大鼓、坠子、快板等不同曲调表演。还灌制了唱片《如此美国》。1951年5月,回国后,有随慰问团西北分团,去西北五省宣传志愿军的英雄事迹和演出,任曲艺大队长。1951年10月23日至11月1日,任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列席委员、出席全国政协第一界第三次会议。同时任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市文代会代表。1951年年底,去上海大光明电影制片厂,拍摄老舍先生电影《方珍珠》、饰剧中人白二立。北艺广告社歇业。
      1952年6月,与郭启儒共赴上海,临时参加上海北方曲艺团工作。由北京市文艺处组织成立北京市曲艺工作团,任总团长。不久“三反”、“五反”运动在全国掀起。北京曲艺工作团营业状况不佳,演员只能拿到30%的薪金,后50多人分裂成两个团。
       1953年前半年,在北京、天津、上海巡回演出,其中三次到上海。为此,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融入了大量的评弹、越剧、沪剧、海派京剧的优秀唱段。秋天,回到北京,与北京曲艺团合作,参加相声大会演出。秋末到年底,每天上午为东北军区辽西文工团的相声学员授课。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之邀,创作并演播了生平唯一一段儿童相声《大中进步了》。该段子后被收入中国文史出版社的《儿童相声》一书。
       1954年春季,参加由中央组织的曲艺杂技团,奔赴西南,慰问修建川臧公路的中国人民解放军。12月13日,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制相声《贼说话》。是该广播电台现存的侯宝林最早的录音。年底,应白凤鸣团长之邀,加入中央广播说唱团(临时)。
      主要从事相声辅导工作,辅导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战士,如:于连仲、于春藻、王震、韩世霖、刘祖法等。同时,将学生刘祖法的听课笔记整理成册,约20万字。当时只发表了其中一些章节,剩余部分由中国曲艺研究会油印,发往各处征求意见。(此书直到1983年2月才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以《侯宝林谈相声》为名正式出版,并被认为是相声领域的第一本专著。)
改编由郎德沣等6人原著的相声《夜行记》。
        1955年1月,《夜行记》获中国曲艺研究会颁发的“优秀曲艺作品奖”。 春节,参加中央广播说唱团临时演出,3月成为合同演员。5月1日正式加入说唱团。为配合推广普通话,和著名学者吴晓玲先生合作,创作新相声《普通话与方言》。 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制的相声节目有:《不宜动土》、《卖包子》、《捡金子》、 《交租子》等。 在厦门大学讲课。
         1960年1月8日至16日,文化部在京举办了“全国曲艺优秀节目演出大会”,相声《美蒋劳军记》被评为“密切配合革命斗争和生产建设”优秀节目。 3月29日至4月11日,在北京出席全国政协三届二次会议。 7月22日至8月13日,在北京参加第三次全国文代会。当选全国文联委员。 9月,为“职工业余曲艺训练班”辅导。此后赴山东烟台、济南、肥城等地巡回演出。 11月至12月,参加回忆整理44段解放后不曾公演和广播的传统相声。挖掘录制传统相声 《卖马》,新相声《总统的鼻子》,还和马季合作录制了一段《降神会》。
        1961年1月,在中央统战部、政协俱乐部的支持下,发起“笑话会”活动。参加此项活动的有全国政协委员、名演员、作家、漫画家、歌唱家、乐团指挥等,共举行13次活动,整理笑话一百多个。改编为相声的如《醉酒》、《橡皮膏》。 4月,为贯彻第三次文代会精神,挖掘、整理《传统相声记录稿》四册,是一套当时仅供内部参考的重要资料(也是当年国务院通过保卫处向中央广播说唱团索要的资料)。参加该项工作的有说唱团部分相声演员、创作人员,还有著名作家邵燕祥。 录制的资料有《开场小唱》、《王二姐思夫》,与张杰尧先生合作录制《过五关》、《罗成戏貂蝉》、《河南戏》、《战马超》、《六个月》、《张飞打严嵩》,与张士芳先生合作录制了《黄金台》。其他录制节目《一贯道》、《相面》、《学大鼓》、《讲帝号》等。 8月30日晚,中央电视台《笑的晚会》对外直播,与郭全宝先生合作演出《戏剧与方言》、《阴阳五行》。这是相声第一次通过荧屏向世人展示。 12月,为贯彻中央“暂时困难时期,应丰富精神生活”的指示,应邀去天津参加河北人民广播电台举办的《笑话晚会》,同去的有马季、于世猷、郝爱民、收徒于世猷、郝爱民。
        1962年 2月,在中央电视主办的《笑的晚会》上,与刘宝瑞、马季三人合演《扒马褂》。 2月20日,随中央广播说唱团去湖南、湖北、广西、广东等地巡回演出,临上车前接到“小女咪咪病逝于北京儿童医院”的通知。强忍悲痛随团出发。3月23日至4月18日,回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会后又归队继续巡回演出,5月10日返京,两个多月内全团共演出90场。 9月,率领5人创作组一下唐山开滦煤矿,历时40天,写出5段表现新中国矿工生活和先进人物先进事迹的相声——《给您道喜》、《全家福》、《侯大胆》、《煤论》、《选对象》。10月12日至26日在开滦煤矿及唐山市演出20场,受到一致好评。 收徒李文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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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宝林和马三立
       1963年 3月,(3月至1964年6月)受聘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一名学生的特邀论文导师,利用家中的古代笑话藏书,经一年多每星期天的指导,使其完成一篇题为《明清笑话》(10万字)的毕业论文,该论文的中心内容为通过明清笑话的系统研究整理,提出笑话在教育方面的功能外,尚有不能忽视的讽刺和娱乐功能以及启迪智慧的作用。 4月,二下唐山。后又去烟台、文登、青岛、济南、徐州、开封、郑州、安阳等地巡回演出56场,慰问9场。 7月,上海滑稽剧团赴京演出,为此举办了南北方曲艺学习、交流座谈会。 9月,《侯宝林、郭启儒表演相声选》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共收相声25段,193千字,第一版印刷7万册。 10月,为电台录制《戏迷》、《改行》。 11月17日至12月4日,在北京出席全国政协三届四次会议。 收徒胡必达。
1964年(47岁)收徒丁广泉。
      1974年、4月16日,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在广播剧场和郭全宝演出《种子迷》(内部演出),这时的《种子迷》已经侯宝林之手修改了11稿。6月,去北京针织总厂深入活动,实行同吃、同住、同劳动,为时一个月。8月,由毛主席亲自提名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0月下旬,和郭全宝、许多、赵连甲、蔡兴林等人被派往胶东地区七、八个县深入生活,搞创作。12月21日回京。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出席全国人大第四届代表大会。会议期间,遵照中央领导的意见,为在湖南养病的毛泽东主席录制了《关公战秦琼》、《戏剧与方言》、《改行》等12段相声。这是自1963年以来,侯宝林第一次在电视台录像。也是侯宝林传世的几乎绝无仅有的音像作品。年底,去大庆油田体验生活。
      1976年1月,得知周恩来总理逝世消息,从大庆赶回北京参加追悼大会。7月,在北京参加全国曲艺调演,被选进老演员演出队。表演相声《采访记》。10月中,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慰问演出,同时在兵团战士中物色曲艺人才。10月底,在佳木斯市、应邀为黑龙江省农场总局开办曲艺学习班。11月7至9日,为合江林管局林业工人演出三场。11月底,在首都体育馆举行的“庆祝粉碎‘四人帮’大型文艺演出上,与郭全宝一起重登阔别10年的舞台(公演),并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谢幕多达11次。
      1977年由于自1972年以来创作和改编的许多新段子,在政审时均不得通过。又不愿违心表演指定节目,于是利用文革后补发的工资,潜心于文物收藏。10月,赴京郊门头沟煤矿慰问演出。
       1978年2月25日至3月5日,在北京出席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并选入大会主席团。10月,赴江苏省江都县樊川镇采访,体验生活。与人合著歌颂财贸战线新人新事的段子《不挂“客满”牌》。收徒贾继光。
       1979年1月26日至30日,在首都体育馆演出《采访记》。3月23日,被任命为中国广播艺术团总团艺术指导。3月,文革后创作和改编的相声《再生集》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参加中央慰问团,赴云南慰问参加自卫反击战的广大指战员。4月22日,从云南转到四川成都,慰问作战负伤的伤员。6月17日至7月1日,在北京出席全国人大五届二次会议。7月,正式宣布退出舞台,专门从事相声艺术研究工作。8月,为北京师范大学民间文学班讲课。10月30日,在北京参加全国第四次文代会。11月,当选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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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生活
      1980年1月,《侯宝林相声选》(315千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第一版印刷5万册。2月26日,从这一天开始,由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室派人协助,撰写《自传》。4月,与来访的日本关西大众艺术团的日本著名艺术家小笠原美都子,“漫才”大师人生幸朗,互相交流,切磋技艺。5月5日至18日,主持中国曲协在北京召开相声创作座谈会。与会者一致认为:粉碎“四人帮”以后,相声脱颖而出,像尖刀、匕首一样刺向敌人,有力地发挥了它的战斗作用。6月13日,被北京大学聘为中国语言文学兼职教授。后应邀前往辽宁大学中文系讲学。7月,与北京大学教授汪景寿、南开大学教授薛宝琨、山东大学教授李万鹏合著的《曲艺概论》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8月29日至9月10日,在北京出席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并担任主席团成员。9月,赴丹东参加中国满族文学史编委会召开的学术年会。10月,以特邀代表身份,参加中国语言协会成立大会。
     1月4日至15日,应日本著名艺术家、日中音乐交流协会会长小笠原美都子和大阪华侨总会理事郭光甲先生邀请,以团长身份,率领中国文艺(相声)友好访日考察团,在日本大阪、神户、京都、名古屋、东京、箱根等城市,进行了艺术考察、文化交流和友好访问。
      1981年2月,被聘为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历史文物咨询委员会委员。4月27日,在天津红桥区作了题为《我的艺术生活的报告》,回顾自己50年的舞台生涯,和新旧社会截然不同的生活经历。4月,被华中工学院聘为兼职教授。6月7日,在北京语言协会召开的“汉语规范问题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同月以北京大学客座教授身份,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吴晓玲先生一起应邀到辽宁大学讲学,被辽宁大学中文系聘为兼职教授。10月,与人合著的《相声艺术论集》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11月29日至12月13日,在北京参加了全国人大五届四次会议,并任主席团成员。奔走呼吁建立专门的曲艺研究机构和培养曲艺人才的高等学府。收徒韩宁。
1982年3月,被聘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曲艺分卷编委会委员。
3月30日,参加《科普创作》编辑部在北京召开的“科普曲艺座谈会”。
4月至5月,赴香港演出10天,轰动全港。之后在中山大学演讲。
4月27日,在香港收美籍华人吴兆南为徒。
4月至5月,《侯宝林自传》(上)和《相声溯源》(与人合著)相继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6月下旬,在辽宁大学讲学。
7月下旬,赴沈阳参加第三次满族文学史学术研讨会。
11月25日,在北京参加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并任主席团成员。
12月,应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艺术委员会委员。
     1983年2月,《侯宝林谈相声》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2月13日,在中央电视台的“新春乐文艺晚会”上,将停演32年之久的相声演员反串京剧的表演形式,首次搬上荧屏,在京剧《萧何月下追韩信》里扮演萧何。4月17日,艺术语言研究会正式成立,被推举为副会长。并为研究会捐款、捐物。5月4日,应北京中国语言文化学校的邀请,为该校的华侨学生讲授《中国的相声艺术》。5月赴安徽合肥,参加全国语言协会第二届年会。会后,与王力、许嘉璐等人同游黄山。6月4日至6月21日,出席全国人大第六届一次会议,并任主席团成员。
      1984年1月,被河北大学聘为语言学、美学教授。2月2日,应陈云同志邀请与曲艺界同仁,赴中南海共度新春佳节。2月8日,在陈云等领导同志的关怀和大力支持下,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正式成立。侯宝林是主要发起人和筹建人之一。2月至3月,为艺术语言研究会举办的讲座连续授课三次,总题目是:《相声语言艺术》,听众是来自全国各地艺术团体的编剧、导演、演员、文化馆干部、大学生及留学生。4月,在石家庄收徒康达夫、李如刚。5月14日至5月31日,出席全国人大六届二次会议,并任主席团成员。6月21日,受聘担任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6月25日,在青岛出席全国相声作品评比讨论会。6月29日与《青岛日报》编辑、记者举行座谈会。7月15日陈云同志致信评委会主任侯宝林,对相声作品评比讨论会成功举办表示祝贺。7月8日,在青岛收徒师胜杰。12月11日,以艺术指导身份率中国曲艺说唱团赴美国访问,进行了有史以来第一次曲艺国外正式演出,行期18天。先后在纽约、华盛顿、落杉矶、旧金山等4城市正式公演9场,观众人数约1万5千人,盛况空前。此次出访阵容由国内最优秀的15名曲艺演员组成,分别来自国内6个曲艺团体。他们是:侯宝林、郭全宝、孙书筠、常宝华、常贵田、侯耀文、石富宽、师盛杰、冯永志、藉薇、韩宝利、邢晏芝、邢晏春、陈绍武、赵连甲。
12月29日,中国曲艺说唱团结束了在美国的访问演出,飞抵香港。受香港联艺娱乐公司邀请,在香港作短暂停留,演出8场。
     1985年1月7日,中国曲艺说唱团一行,由香港返回北京。3月,赴昆明参加“喜剧创作研讨会”。3月26日至4月10日,在北京出席全国人大六届三次会议,并任主席团成员,同时还兼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意大利友好小组”成员。5月8日,在南京五台山体育馆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就当时相声创作中出现的一些不良现象,如:讽刺人的生理缺陷,拿残疾人找乐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7月,被鹤壁矿物局授予“名誉矿工”称号。7月,赴昆明出席全国语言协会年会。并到大理、保山、德宏等少数民族地区采风。同行的还有夫人王雅兰、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许嘉璐和夫人白成高。8月26日,应中国曲协云南分会之邀,参加云南省文联、云南省曲协、云南省剧协举办的茶话会,发表了题为《云南的曲艺队伍应该壮大》的讲话。9月,列宁格勒苏中友协副会长,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中国文学教研室副教授司格林访华,彼此进行了有益的学术交流与探讨。10月1日,国庆节重返舞台。10月,被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授予“荣誉税务专管员”称号。
     1986年1月,应安徽省阜阳市委、市政府邀请,参加该市建市十周年庆祝活动,并正式受聘为阜阳市文化顾问。1月15日,应黑龙江省财政厅邀请赴哈尔滨,为该省财政税务系统职工慰问演出,表演自己新作《也有你一份》。3月24日至4月12日,在北京出席全国人大六届四次会议,并任主席团成员。4月17日至24日,抵山西运城演出,为第十一届亚运会筹款。5月,被南桐矿物局授予“荣誉矿工”称号。6月,被兖州矿物局授予“荣誉矿工”称号。7月,在河南开封、焦作等地演出。收开封市相声演员金艺为徒。10月,《侯宝林自选相声集》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7年3月24日至4月11日,在北京出席全国人大六届五次会议,并任主席团成员。5月,为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捐款一万元。7月,在北京体育馆召开的,庆祝北京人民机器总厂建厂三十五周年大会上,被该厂授予“名誉员工”称号。9月,受聘为第十一届亚运会基金会理事。秋季,赴南方各省巡回演出,曾到过合肥、九江、武穴等地。
    1988年元月,为弘扬中华民族文化、挖掘抢救传统相声艺术,自筹资金拍摄《侯宝林相声艺术》专辑。仅拍了《改行》、《讲帝号》、《猜谜语》三段,后因资金困难被迫终止。2月,与王朝闻、陈荒煤、吴晓玲、许嘉璐、方成、等11人共同发起,倡议成立“中国笑的艺术研究会”。3月24日至4月13日,在北京出席全国人大七届一次会议,并任主席团成员。4月11日,为中国语言文化学校的华侨学生及外国留学生授课。4月,自筹资金拍摄《北京市声》,由于资金不足而中辍。8月,受聘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艺术基金会理事。
      1989年3月19日至4月4日,在北京出席全国人大七届二次会议,并任主席团成员。6月,荣获中国唱片总公司金唱片奖。9月23日,参加在中南海怀仁堂举办的,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文艺晚会,这是“文化大革命”后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在中南海的演出。
      1990年(农历正月十五,应河北省固安县有关部门邀请,率团赴河北,与当地农民共度元宵佳节,一天演出三场。3月19日至4月4日,在北京出席全国人大七届三次会议,并任主席团成员。4月5日至11日,任上海国际相声交流演出艺术总顾问,参加上海相声国际交流演播会。与来自中国大陆、台湾、美国、加拿大、新加坡、巴西、坦桑尼亚等国家和地区的数十名相声演员,欢聚一堂,切磋技艺。5月,到西安等地演出。10月,被山东烟台市文化局聘为山东省烟台艺术学校名誉校长。
1991年(74岁)
     3月26日,在北京出席全国人大七届四次会议,在北京代表团座谈会上,作了题为“如何才能依法征税纳税”的发言。4月1日,出席了中央统战部和国家民委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茶话会。会议期间,经由负责两会保健工作的医生检查,确诊患有胃癌。4月3日,住进协和医院,4月9日施行全胃切除手术。11月初出院。
1992年
3月20日,带病乘轮椅出席全国人大七届五次会议开幕式。
4月13日,接受中央电视台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50周年的专题采访。
4月28日上午,中央新闻社采访录相一个多小时。
5月14日下午,接受辽宁广播电台专访。
5月16日下午,美国加州第五季传播公司专访,邀请赴美国领取由洛杉矶市政府颁发的终身艺术成就奖,因病未能成行。
6月27日,入住中国康复研究中心。
7月6日,完成《毛主席听我说相声》一文。
7月,香港方面邀请赴港参加世界华人大会,未能成行。
8月24日,突发高烧,9月3日转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9月15日CT结果证明肿瘤复发。
10月1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病房,与前来探视的苏叔阳、李小光、侯耀文、冯巩等人畅谈相声历史、相声表演技巧、流派等问题。
11月2日,由宣武医院外科作食道记忆合金导管扩张手术,手术失败。
12月23日,向律师口述遗嘱,律师笔录。12月27日在遗嘱上签字。
12月26日,委托许嘉璐先生代笔《最后的话》。
12月26日,委托律师就录音制品被侵权一事向法院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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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世
1993年
1月4日,律师电告: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已受理录音制品被侵权案。
1月5日,收到北京市人大会议通知,授权亲属请假。
1月19日,医院向家属及有关单位发病危通知。
1月20日上午,中共中央统战部派人到医院探视。下午,和匆忙从外地赶回北京的弟子马季长谈了一个多小时,内容都是关于相声表演的心得体会。
1月21日,北京市委领导一行,到医院探视病情。
1月22日(农历三十)晚,广电部艾知声部长前来探视。
1月23日,姜昆、李金斗等人前来探视。与姜昆谈相声的前景、春节晚会等问题。
1月30日,许嘉璐夫妇前来探视。
2月1日上午,丁关根同志前来探视。
2月1日晚,异常兴奋,通宵未眠,嘱托家人在《北京晚报》上发表给观众、听众的《最后的话》:“我侯宝林说了一辈子相声,研究了一辈子相声。我最大的愿望是把最好的艺术献给观众。观众是我的恩人、衣食父母,是我的老师。我总觉着,我再说几十年相声也报答不了养我爱我帮我的观众。现在看来,我难以了却这个心愿了,我衷心希望我所酷爱、视为生命的相声发扬光大,希望有更多的侯宝林献给人民更多的欢乐……”。
     2月3日上午,昏迷。李铁映同志12:30前来探视,代表党中央,对侯宝林一生作了重要评价,并和家属讨论后事安排。2月4日下午,2:42分逝世。当晚,中央电视台一频道向世人报道了这一消息。
     2月5日,《人民日报》载文:相声艺术大师侯宝林逝世、尽毕生精力把艺术献给人民。江泽民总书记打电话给侯宝林的家属表示哀悼,并向家属致以亲切慰问。
     2月25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北京各界三千多人挥泪送别相声大师侯宝林。
补充:侯宝林在临走之前,亲笔写了弟子名单,现如下:
——于世猷、姚振寰、林培瑞(美国)、李天成、包松年。
    侯宝林带拉师弟:王宝童、马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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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书
      侯宝林晚年主要从事曲艺理论研究。与人合著有《曲艺概论》、《相声溯源》、《相声艺术论集》等。相声集有《侯宝林、郭启儒表演相声选》、《再生集》、《侯宝林相声选》等,其中收录了诸如《戏剧杂谈》、《夜行记》、《关公战秦琼》等脍炙人口的相声精品。
其他
     侯宝林还主演过《游园惊梦》、《笑》等喜剧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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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生活
      相声大师侯宝林少时无大号,只有个小名叫“小酉儿”,直到他入了相声门,师父朱阔泉给他起了个“宝”字,名叫“宝麟”,后来由他将“麟”改为“林”了。
        侯宝林共有子女5人,长子侯耀中与长女侯耀茹未以相声为业;侯耀中先生长子侯震现为德云社相声演员;次子侯耀华先生多年来从事影视表演与电视主持,极少说相声,只是偶尔客串,其子侯军为相声演员师胜杰先生的弟子,活跃于电视主持方面;三子侯耀文先生从事相声表演,已去世;小女侯錱(zhēn)女士负责整理侯宝林生前资料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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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子
     侯宝林的徒弟有:贾振良、黄铁良、杨紫阳、马季、胡必达、殷培田、贾冀光、丁广泉、康达夫、李如刚、吴兆南、于世猷、郝爱民、师胜杰。
黄金搭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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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郭启儒演出照
         郭启儒,相声演员。北京人,满族。幼时读过六年私塾,酷爱相声,二十三岁曾在北京鸿奎社学演文明戏,二十五岁拜刘德智为师学说相声。民国二十九年起,他与侯宝林合作,为侯捧哏,在天津南市燕乐戏园首次联袂献艺,一鸣惊人。又经电台广播扩大了影响,声名大震。
       郭启儒在与侯宝林合作的二十来年间,专事捧哏。他一贯主张“捧哏要蔫,逗哏要欢”。他与侯宝林一起加工表演了许多反映现实生活的新相声,如《夜行记》、《离婚前奏曲》等。同时,对一批旧有传统节目进行了重新整理加工,翻旧出新,成为他们脍炙人口的代表作。其中《关公战秦琼》曾受到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赞誉,成为传世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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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刘宝瑞演出照
        刘宝瑞,1915年生于北京。自幼家境贫寒,曾向崇寿峰学艺,十三岁拜张寿臣为师,学说相声。十四岁赴天津,与马三立、赵佩茹、李洁尘等在南市联兴茶社相声大会演出,并在广播电台播音,开始崭露头角。1940年从济南回北京,在启明茶社相声大会演出,声誉鹊起。后去南京、上海等地演出,被誉为“单口大王”。四十年代末,赴香港演出,首先把相声艺术介绍给予港澳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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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全宝,8岁拜师王少云学习唱京剧丑角。11岁起在天桥平民茶园里与白全福等撂地演出化装滑稽二簧。期间拜于俊波为师学说相声,并与侯宝林、白全福等同台演出。14岁起辗转于京、津、济南一带表演相声。1951年调入中国广播说唱团工作,先后与侯宝林、刘宝瑞、马季、郝爱民等合作表演相声。擅演单口和闹活,如《捉放曹》、《黄鹤楼》、《耍猴》、《借火》等。其中1957年由其逗哏的相声《好啊,好》曾流行全国。晚年与罗荣寿合作表演双簧。
       50多年的艺术实践,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善演单口、捧逗俱佳。表演对口相声具有配合默契,感情充沛,语言生动等特点。单口的表演更是幽默风趣,说表自如,摹声拟态,维妙维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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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季,原名马树槐,1934年生于北京。少年时代家境贫寒,曾在染织厂学徒。1951年到北京市海淀区新华书店工作,1956年调中国广播说唱团,曾任团长和艺术顾问。于2006年12月20日上午10:25在家中突发心脏病,经北京市昌平区中医医院天通苑分院抢救无效逝世,享年72岁。
       他自幼喜爱相声,常常光顾西单商场启明茶社,欣赏过赵霭如、刘德智、高德明等人的相声艺术。参加工作以后,常常在业余时间唱京剧,说相声。起初只是追求笑料,内容却是杂乱无章。有一次表演传统相声《黄鹤楼》竟说了五十分钟之久。1958年,以相声《找对象》参加北京市工人业余曲艺观摩会,初露锋芒,受到曲艺名家白凤鸣、侯宝林的赞赏。在他们的指导下,以相声《都不怨我》加全国职工业余会演,荣获一等奖。到说唱团后,受到侯宝林、刘宝瑞、郭全宝的热情关怀和指导,迅速成长。他认为:“相声并没有学校,只能口传心授,而只根据个人的领悟而发挥。行个有句真言,就是‘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作为相声艺术的重要流派马(季)派的代表人物,马季一身三任:演员、作家、理论家。
         马季的相声表演独具艺术风格特色。相声表演风格有所谓“帅”、“卖”、“怪”、“坏”。凡属优秀的相声表演艺术家,四个字都沾边,但在某个方面较为突出。一般认为:侯宝林占一“帅”;马三立占一“怪”。马季呢,可以说兼占“卖”、“坏”。所谓“卖”,不是单纯地卖力气,而是台风热情,精神饱满,善于调动观众的联想,共同完成艺术创造。所谓“坏”,完全不能从字面理解,而是聪颖、机敏、灵活、俏皮的意思。马季以“说”见长,叙述语言洋洋洒洒,富于变化。嘴皮子利索,功底深厚。师承于相声大师侯宝林、刘宝瑞,又结合自身特点,有所创新。王决《笑苑名家——马季》一文中精辟地概括了马季的艺术风格特色;“舞台作风潇洒,表演亲切热情,语言幽默谐趣,动作舒展自如。真正做到了寓庄于谐,寓教于乐。”
      郭启儒先生、郭全宝先生这两位是和侯大师合作时间最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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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评价
      作为20世纪中国最著名的相声艺术家,他的社会地位不断提高,国内外影响不断扩大,但却从不因地位变化而傲视他人。他终生和人民群众保持着密切联系,朋友遍及各行各业多个阶层,他自称是观众的“仆人”,始终把观众视为恩人,衣食父母和老师。
      侯宝林被尊为相声界具有开创性的一代宗师,并被誉为语言大师。在他漫长的60年的艺术生涯中,潜心研究并发展相声艺术,把欢笑带给观众。以他为代表的一批相声艺术家使这门艺术真正走进千家万户,达到一个令人瞩目的艺术高峰。他为相声事业倾注了毕生精力,除创作和表演了大量脍炙人口的相声名段以外,还对相声和曲艺的源流、规律和艺术技巧进行了理论研究。他还注重培养年轻一代,一些活跃在相声舞台的名家都是他的学生。他生前曾任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五、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担任中国广播艺术团艺术指导、北京大学兼职教授。
    1993年2月4日因病逝世。临终前口述“最后的话”:“我侯宝林说了一辈子相声,研究了一辈子相声。我的最大的愿望是把最好的艺术献给观众。观众是我的恩人、衣食父母,是我的老师。我总觉着再说几十年相声也报答不了养我爱我帮我的观众。现在我难以了却这个心愿了。我衷心希望我所酷爱、视为生命的相声发扬光大,希望有更多的侯宝林献给人民更多的欢乐。我一生都是把欢笑带给观众,如果有一天我不得不永别观众,我也会带微笑而去。祝愿大家万事如意,生财有道。”侯宝林的功绩将永载曲坛。
     侯宝林只上过三年小学,由于他勤奋好学,终于成为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有一次,他想买一部明代的笑话书《谑浪》,跑遍北京城的旧书摊也未能如愿。后来,他得知北京图书馆有这部书。时值冬日,他顶风冒雪,连续十八天跑到图书馆去抄书。一部十多万字的书,终于被他抄录到手。
把最好的艺术献给观众
      住过地安门内织染局、龙头井32号,后又搬至羊角胡同、东煤厂胡同、尚勤胡同、藕芽胡同2号、扁担胡同、福寿里19号、
         南钱串胡同6号旁门,至1983年12月才迁往复兴门外木樨地居住……
侯宝林先生的大弟子贾振良重回东四头条故宅时颇为激动:“当时师父从1987年搬来,我跟耀华陪着住在这儿,一直到生病住院。这么多年,这是第二次回来。”贾振良老先生回忆说,有一年夏天,半夜里侯宝林卧室的房顶一角突然塌了,听见响声贾振良出来一看,侯宝林一身是土站在门口,“就这么一张床,他只好在院里洗洗澡,归置归置,铺上床接着睡。”侯宝林的长子、较少露面的侯耀中也回忆说,当年他和父亲常在院里做小吃,泡馍和爆肚都是父亲爱吃的,小院内的香味总能飘到胡同口。
       侯宝林15岁时在鼓楼市场石记茶馆门前的地摊搭班唱京戏,同时在鼓楼市场内相声场子听学相声,向相声演员常宝臣、聂文治、郑祥泰、王世臣、张兆新、张书元等学习。有一次场内只有一位相声演员,缺搭配的,侯宝林就说,“我给你帮帮忙吧!”就这样侯宝林第一次上场说起相声,当时他说的段子叫《杂学》,也就是后来的《戏剧杂谈》。因为侯宝林学过京戏,所以段子很圆满地说了下来。此后,他就开始在鼓楼市场说相声,借宿在石记茶馆。
       侯宝林21岁时正式拜朱阔泉为师。拜师之后,就到正式相声场子的西单商场北场演出。1950年1月19日,侯宝林等人发起成立北京相声改进小组,改进相声,发展相声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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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管一家的“一户侯”
       侯宝林少时无大号,只有个小名叫“小酉儿”,直到他入了相声门,师父朱阔泉给他起了个“宝”字,名叫“宝麟”,后来由他将“麟”改为“林”。
      朱阔泉,外号大面包,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京城著名的“相声五杰”(高德明、张杰尧、朱阔泉、绪得贵、汤金澄)之一,当时,他们在西单相声棚使活儿,享誉京城。
     1933年初夏,京剧大师周信芳进京在广德楼献艺,演出拿手戏《萧何月下追韩信》、《徐策跑城》等戏,一时轰动京城,三天的票预售一空。周信芳的艺名叫麒麟童,当时就已大红大紫。朱阔泉慕名去广德楼拜会周信芳,一则与大师结交朋友,二则观摩大师演出,学习京戏风格,来丰富自己的相声活儿路。
      这天,朱阔泉匆匆前往广德楼,不料,因没买上票,被门房挡了驾,尽管朱阔泉左右说明、解释,亦无济于事。门房说:“这是‘麒老板’定的规矩,请先生多多包涵。”朱阔泉说:“我是朱阔泉,是麒老板的朋友”。门房说:“那好,请朱先生稍候,待我去禀知麒老板。”说完,急匆匆来到后台,报知周信芳,周信芳沉思了一会儿,说:“在北平,我没有叫朱阔泉的朋友?”门房说:“朱先生胖胖的……”周信芳说:“不敢认,请回吧。”门房回到门口,对朱阔泉说:“麒老板不认识你,没你这个朋友,请回吧。”朱阔泉一听傻了眼,心里说:周信芳好大的架子,于是,又恳求门房再去禀知麒老板。谁知门房一听就火了;“再禀知,麒老板也不认识你,还是花钱买票看戏吧。”这句话,只羞得朱阔泉无地自容,气冲脑门儿,一跺脚,好!这个朋友不交了!朱阔泉越想越窝囊,好你个麒麟童!我收徒弟就叫“麒麟童”!非羞辱羞辱你不可!
      后来朱阔泉收了三个徒弟,大徒弟姓李,起名“李宝麒”;接着收了“小酉儿”为徒,起名“侯宝麟”;后又收了姓王的徒弟,起名叫“王宝童”,结果“宝麒宝麟宝童——麒麟童”全齐了,遂了朱阔泉的愿。解放后,侯宝林为了消除这场误会,便将“麟”改为“林”了,这便是“侯宝林”的由来。
      关于侯宝林的故事实在太多了,甚至在“文革”中人们仍编出许多关于他的段子。比如,有一次他等着挨批,结果人家没斗他,他便来了一句:等了半天白等了。
       “文革”期间,有一次人代会把人大代表的名单送到毛泽东主席那儿,他专找姓侯的那一栏,问怎么没有侯宝林,工作人员说赶忙纠正。那时,侯宝林正在干校劳动。侯宝林在地里干活儿,听到军代表叫他“回去洗洗脚,换双鞋准备一下”时,侯宝林心里直打鼓。他被送到火车站,问边上的人怎么回事,人家也不告诉他。他到了北京之后马上去革委会报到,发现人们都冲着他笑,对他的称呼也变了,都叫他同志。这时才有人告诉他有革命任务,让他回忆传统段子,侯宝林从此才“翻了身”。侯宝林留下来的录像几乎都是给毛主席在中南海说相声时录下的。
生活中,侯宝林的段子还有很多。比如他到美国访问,当地记者问他:里根是演员,但他当了总统,你也是演员,在贵国可以当总统吗?侯宝林说:里根我知道,我们不一样,他是二级演员,我是一级的。他的回答充满了机智与风趣,令人叫绝。
     有一家饭馆让侯先生给题个字,他题了三个字“不起眼”:这是一语双关,一是说饭馆的地方不起眼,二是饭馆的菜有特色让人抬不起眼。他从不装知识分子,却表现出了很高的文化内涵,他可以说是没有学历的高级知识分子。
     侯宝林平时极其风趣,自谦中透着自豪。他有一枚印章,上面刻的是“一户侯”。他说,我姓侯,我的官印叫一户侯,意思是,我一家姓侯,我只管一家,过去的都叫万户侯什么的,我没那么多。
故居
      侯宝林故居位于东四头条胡同深处,从1987年到1993年,侯宝林大师就是在这条胡同里度过了他最后6年的时光,他把这里当作是“书斋”,不少经典段子都诞生于此。
      那之前,侯宝林还曾经在广播局宿舍、什刹海等多个地方居住过,但都是租住,只有北京市东四头条19号是侯宝林先生花了多年积蓄买下来的。1993年老先生辞世后,房子塌了一部分,家人便把老房子翻盖成了水泥房,但是一直没有人来住,空了十多年。将这个小院改成故居,是侯家全家人的心愿。
      沿着东四十字路口向北,路东的第一条胡同就是东四头条。快到胡同尽头,即可看见路南的19号小院,灰色的院墙上白底金字书写着“侯宝林故居”几个大字,这是侯宝林生前好友、著名漫画家方成先生题写的。
         19号小院占地不大,在胡同中并不起眼。故居经过翻修,灰墙红窗依旧,只是两间北房和三间南房被合并成一套三开间的大屋。走进故居,先经过一段狭长的过道,过道两侧挂满了侯先生的照片。整个屋子里,最显眼的也是侯宝林大师生前的近40张老照片——从12岁天桥学艺到后来的全家福。旧宅曾经的小院改建成一间客厅,北房分别布置成会客室和书房。当年,侯先生家的摆设就是这么简单,旧家具都是上了年头的老物件,书桌、太师椅、扇子、大褂、醒木等侯先生生前的用具码放得井然有序,桌上笔墨纸砚犹在。房间内,一尊侯先生的铜雕像栩栩如生,格外引人注目:侯宝林依旧是人们所熟知的神态,长脸、细目、下颌微微抬起,身着长衫手握折扇搭腿坐在八仙桌旁谈笑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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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事历历:我所了解的侯宝林家鲜为人知的事                              作者:甄城
                                                          
     我从小就是个相声迷,而且最喜欢听侯宝林(1917—1993)与人合说的相声,像他与郭启儒合说的《关公战秦琼》、《婚姻与迷信》、《改行》、《三棒鼓》、《卖布头》、《北京话》、《买佛龛》;与刘宝瑞合说的《讲帝号》;与郭全宝合说的《戏剧与方言》、《猜谜语》、与于世猷合说的《向您道喜》;与李国盛合说的《醉酒》、《谈规律》等,都是百听不厌,每听每笑,开心之极。
  文革初期大批封资修时,我就听说了不少有关侯宝林的传闻。当时最流行的一个段子是:当造反派振臂高呼“打倒侯宝林”时,他老人家立即在台上向前来了个“卧倒”,整个人都趴在了地上,逗得全场轰堂大笑。押解他的人也忍不住笑,然后问他为什么要趴下,并把麦克风伸到他的嘴边要他回答。侯宝林一本正经地说“这可不是我自个儿想趴下的,是你们要我趴下的嘛”。那人分辨说“我们只是喊打倒你,并没要你趴下呀”,侯宝林还是趴在地上一脸严肃地说:“是呀,我如果不全身着地儿,怎么能叫打倒呢?”一席话又是逗得全场大笑。结果,批斗会变成了侯宝林的单口相声表演会,最后只能在笑声中不了了之。
  再一件家喻户晓的事儿,是侯宝林的大弟子马季带头造他的反,不仅伤了他的心,而且也伤了广大“侯宝林迷”的心。在好长一段时间里,马季在百姓中的口风臭不可闻。有关这件事,我还与侯宝林当面对质过。1981年夏的一天傍晚,我专程到北京什刹海边儿上的侯家老宅去看望侯宝林,那也是我第一次去他家。印象中的那个院子不是很大,大概有五间房是侯家的,院儿里好像还住着其他的人家。侯家正屋里一进门就能看见很多坛坛罐罐,都是些很值钱的古董,可见侯宝林在文革中虽然受到了冲击,财产损失却不大,否则也不会有这么多宝贝留下来。那次去他家,有几件事是值得一提的。一是当面问了他有无徒弟斗师父一事。
  记得,候宝林当时是拧着眉头,眯着小眼,很认真很严肃地看着我说的:这件事儿确实是真的,但是在老百姓的保护下,他们(指造反派)没落着什么便宜。侯宝林感慨地说,北京的老百姓好啊,我侯宝林这一辈子,净沾百姓的光了,甭管是解放前还是解放后,还是文化大革命中,老百姓从来都是我的衣食父母。说罢,他起身找出一个小布口袋,从里面捏出一小撮白沙,在写字台上给我表演起“沙书”来了。他一边写一边说:“旧社会那会儿,我们这些说相声的,属于下九流,是社会上最底下的那一层贱民,甭说社会地位,连做人的尊严都谈不上。为什么说相声的都爱拿自己家里的叔叔大伯七大姑八大姨糟蹋着玩儿呀,因为别人你敢说吗?提谁人家不跟你急呀?
  我问他:您手里的白沙又能派什么用场呢?
  侯宝林说:这玩意儿现在用不上了。可解放前却离不开它,天天都得拴在裤腰带上,走哪儿带到哪儿。你就说天桥吧,那会儿干我们这行的管那叫跑码头,一到了那个地面上,先得拜码头认老大,也就是现在的地痞流氓,只有老大发了话,我们才能在那块地盘上站住脚。其实,也没有什么固定的地儿,就是给了我们这些靠卖艺糊口的人一条活路。否则,你还没说完一个段子,就有人来砸你的场子了。唉——他叹了口气,又说,那会儿混口饭吃不容易呀。说着,他又用手里的白沙在地上示范起来:我们在街头地边上要先用白沙画出一个圆圈,算是圈出一块我们的地盘,然后再用它把我们的名号写上,譬如我和郭启儒搭档最多,我们两个人的名字就都要写上。这样,人家来了只要低头一看,就会先知道这两个人是谁,然后才决定听不听你说的相声。
  侯宝林用沙子手洒出来的字非常漂亮,有点像楷书,连笔峰都是纤毫毕现,真让人佩服。于是我才问他写不写毛笔字。侯宝林嘿嘿一笑,谦逊地说:“别看我的沙书写了那么多年,看上去有点儿型儿,毛笔字可比它差远了。不过,解放后,我没事时也练练毛笔字。说到这儿,他就从桌上的笔筒里抽出一枝中号的狼毫毛笔,顺手从旁边拿出一张宣纸说,要不,我给你写几个字,喜欢你就拿走,不喜欢就把它团了扔字纸篓里。
  听他主动这么一讲,我赶紧接过话茬儿说:“睢您说的,这可是我求不得的事。
  侯宝林说,这个词儿可得你出,你说写什么,咱们就写什么。
  我想了想说,我刚结婚不久,要不,您就给我们小两口写几个字?
  侯宝林嘿嘿一笑,说,齐了。那咱们就写“美满姻缘”吧。说着,提笔就写了这四个字。然后,又在抬头上写下了“庆如指教”,在落款上写下了他的大名侯宝林三个繁体字。放下毛笔,他晃着脑袋左看右看地说,这几个字总算还能拿得出手。于是,又找出一方印章笑着说,你别看我这个字儿写的不怎么样,家伙事儿可是样样齐全,随后就在上面押上了他的名章。接下来,我们就聊了起来。
  说到这儿得插上一句题外话。人与人交往确实是讲缘分的,这话我从小就信。因为,有的人天天在一起相处,彼此之间却形同陌路;有的人头一回见面,就像他乡遇故知,亲热的不得了,而且什么话都能讲。我与侯宝林一见如故的类似事儿,在我的新闻记者生涯中非常多。当然也有不投缘的,但极少。
  侯宝林告诉我,他在解放前跑码头的时候,常去说相声的地方,一个是天桥,一个就是鼓楼前。旧北京最热闹人最多的地方有四个,一个是天桥,一个是前门大栅栏;再一个是东单至东四牌楼那一段,还有就是鼓楼前(现在叫地安门大街)。民间艺人最活跃的地面就是天桥和鼓楼两地。早先,他们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生活无着,但后来随着他的名气大起来之后,听他说相声的人一多,收入也就一天比一天多起来。后来,他不仅置下了家产,还娶了三房太太。而且,这三房太太都跟着他一起跨进了新社会。一直到《婚姻法》颁布实施的那一年,情况才变。
  侯宝林说,三个太太你只能留一个。你说怎么办?该留哪个,不留哪个?人家政府说啦,这是你自己的事儿,我们可帮不上忙。是呀,这种事就连毛主席也帮不上忙呀。因为按《婚姻法》规定,毛主席也只能有一个夫人,我侯宝林的身边怎么能有三个老婆呢?哎哟,别提了,当时在留谁不留谁的问题上可把我给难住了。
  说到这儿,侯宝林嘿嘿一笑,有点不好意思地看了一眼别处,又说,这种事儿跟你小老弟讲,总还是有点难为情。不过,你已经结婚了,是过来人了,说说也无妨。接着,他就又往下讲道:后来,我给三个太太一块儿开了个家庭会议。我先问她们,谁想留下。这一问不要紧,三个女人都哭哭啼啼地说死活也要跟我一起过。这哪儿行啊,我说,你们光哭不行,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这不是我个人的主意,我也不想和你们分开。可政府不答应。老大就说,你每个礼拜都给毛主席唱堂会,你去跟毛主席说说,让他发句话不就解了吗。我说,这种事儿能跟毛主席说吗?甭说他那么忙顾不上这种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就是他想管能管得了吗?这是《婚姻法》规定的,就连他老人家都不能破这个例,我侯宝林怎么就能特殊呢?我这么一说,三个太太都不言语了。
  后来,我一看老是这么僵着也不是个事儿,就表态说,老大老二你们就搬出去自己过吧,老三岁数小,生活能力差,而且跟我一样,也是个京剧票友,遇上个演出什么的,她还能凑个数,就让老三留在我身边吧。
  我问侯宝林,那么,大太太和二太太分出去住哪儿,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呢?
  侯宝林说,我那会儿不是有些家产吗,给她们三个人分分,每一个人的手里都有些钱,过日子是不用愁的。房子呢,我也一人给她们找了一处。你说的不错,她们总得过日子,总得有个安身的地方呀。                                                相声表演艺术家侯宝林 - 高山兰 - 高山兰 聚焦热点 透视军情 解密名人真相
 
侯宝林同我谈起他的三个太太时,那张饱经沧桑的脸上表情很复杂,虽然看不出他内心的真实想法,但他的语气却时而激昂时而低沉,带出明显的情绪波动。
  侯宝林说,当年我那三个太太都不错,尤其是大太太,那可是一个典型的贤妻良母呀,唉,说句心里话,她们三个我是一个都舍不得。在一块儿过惯了,热热闹闹的一大家子人,忽然就剩下两人了,你说别扭不别扭。那种冷清劲儿,我好长时间都不习惯。
  我说,从那以后,你与大太太和二太太还有来往吗?
  侯宝林把脖子一梗说,夫妻一场的,能断的那么干净吗?嘿嘿,不过即便是与她们来往,也不能像过去那会儿大摇大摆了,总得避个嫌吧。你们这个岁数的人不知道,旧社会那会儿,结婚并不像现在这样儿,必须到政府去登记。那会儿只要有个媒人撮合,再找个中间人证婚,然后置办上几桌酒席,这个婚就算是结了。至于你想娶几房太太,那是你自己的事儿,没人限制。那会儿当官儿的有钱的,但凡是个大户人家,哪个不是三妻六妾?娶不上媳妇的那是穷人,因为穷人家的闺女,都上赶着往有权有势的人家嫁,宁肯给人家做小,也不愿意嫁给一个穷光蛋呀。所以啊,那会儿也就无所谓离婚不离婚的。当家的要是嫌弃他媳妇了,写上一纸休书,您就得老老实实卷铺盖回娘家。一般夫妻过不到一块儿了,也不叫离婚,而是叫散伙儿。你想啊,两人原来不是在一个锅里盛粥喝吗,一旦过不到一块儿了,不是得各找各的饭折吗,因此两口子说散就散了。
  如今回想起这件事儿来,有个问题我一直没弄明白。不知为什么,那天听他谈起与三位太太分手的经历时,却从没有谈到他的孩子。因此,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侯宝林一共有几个孩子。谢东的事儿是我后来听圈内人说的,而且说的有鼻子有眼,说是侯宝林当年与唱京韵大鼓的马增蕙经常在一起开会,而且一开会两人就往一块凑,因此便有些风言风雨传到他们的耳朵里。一来二去,侯宝林就与马增蕙开玩笑说,明明咱俩没这事儿,人家偏偏要把咱俩往一块捏股,你说咱冤不冤啊。马增蕙便随声附和说是够冤的。于是,侯宝林就来了个假戏真作,说,既然没这事儿咱也背着罪名,不如咱俩就真好一回,也算是对得起他们嘛……据说,两人就那么一回,马增蕙就怀上了谢东(唱《笑脸》出名的歌手)。这自然是后话,而且我也是在侯宝林去世后才听说,因此也无法与侯家核实,如果不是王朔因为谢东吸毒被拘之事而侯家兄弟又不闻不问因而站出来打抱不平,带出这件事儿的话,我也不会谈及此事。我觉得,王朔的话讲得也有点太楞了些。因为,这件事与耀华耀文两兄弟没什么关系。以我对侯宝林的了解,他是绝不会在生前把这种事讲给他们的。因此,他们哥俩未必知情,又怎么可能站出来拉“兄弟”一把呢?
  侯宝林生在天津,“四岁时由舅舅张全斌从天津送给北京的侯家,此后改姓侯”。他在北京曾经住过很多地方,像地安门内的织染局、龙头井胡同、羊角胡同、东煤厂胡同、尚勤胡同、藕芽胡同2号、扁担胡同、福寿里19号、南钱串胡同6号旁门等,我只去过其中的两处,但后来把东四三条的房子辟为侯宝林故居,我觉得还是颇为牵强的。因为,他即使是在生病期间,大多数时间也是住在医院和木樨地24楼。因此,现在的所谓“侯宝林故居”徒有虚名。除非那个院子以前是他三位太太中某一位住过的,否则就更不靠谱了。
  1983年12月,侯宝林一家住进了木樨地24楼,享受起“部长级待遇”,因为那座楼就被当地百姓们称为部长楼,楼中大多数住户也确实都是部级干部,但也有像侯宝林这样的文艺界名流,而且不是他一家,仅我去过的就还有京剧演员张君秋家。事实上,与部长们同住一楼的情况此前就已有先例。与24楼毗邻的22号部长楼盖起来时,丁玲、姚雪垠、鲁迅的儿子周海婴等人都住了进去,可见文艺界知名人士在中国的政治待遇一向很高。
  说起我与侯宝林是怎么相识的,依然离不开工作需要。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1981年初由国家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当时出席那个会议的人大多是专家学者,像北京大学的王力教授等等(我手头有一份详细的名单,至今保存完好)。此外,还有一些与语言文字关系密切的知名人士,侯宝林算一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男播音员夏青也算一个。
  会议是在北京政协礼堂举行的。与会者共有二十多人,应邀出席的记者很少,只有两三个。记得,我走进会场的第一眼就看见了侯宝林,然后就情不自禁地朝他走了过去。他见我走到他面前站住了,看看他,又看看他身边空着的沙发,就善意地一笑,也是人们常见的那种既滑稽又亲切的笑。我也一笑,然后问他,这个位子有人坐吗?他笑嘻嘻地说,你坐下不就有人了吗。一句话就把我给逗乐了。随后我就同他聊了起来,并与他交换了名片。他一看我是新华社中新部的记者,顿时高兴地说,这个会你可有得写呀,语言这东西学问大啦。你看,说着,他用嘴朝会场里一呶,今天来的可都是大家,用我们的行话说,就是名角儿。不过,只有我是来凑数的。我说,您太客气了,您在我眼里可是顶呱呱的语言大师呢。听我这么一说,他咧嘴一乐,然后侧过身对着我的耳朵小声说,不过,你别看我的名片上没写,可我还是北京大学正式聘请的客座教授呢。聊到这儿一看离开会还早,他又指着身子右边的一位男士主动向我介绍说:他你不一定认识,可他的大名你保证知道。
  我说,他是谁呀?
  侯宝林索性把身子向后一仰,让我与那个人面对面说,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就是著名的夏青先生,这位是新华社的小甄。夏青急忙伸出手说“你好”。我也说你好,心里却惊诧不已:文革中,每逢重大的政治新闻发布,包括两报一刊社论的发表,中央台的男女播音每次都是由夏青与葛兰搭档,全国不知道他们名字的人极少。让人意外的是,我仅看了他一眼就被他的长像吓了一跳:他不仅瘦小单薄,还长着一张不招人待见的瓦刀脸,看上去心里甭提多别扭了,怎么也不愿意把眼前的这个人与脑海中的那个声音雄浑、气势磅礴的夏青往一块儿靠。因为凭想象,他的声音绝对会给人一种巍巍泰山的高大感觉,做梦也想不到声音与一个人的长相会有如此大的反差。
  侯宝林在那次会议上作了一个简短的发言,他集中谈了谈社会上“语言污染”现象泛滥的看法和建议。对此,我在当天发出的新闻通稿中只提了一段,可海外的一些报刊还是把侯宝林讲语言污染那一段单独摘出来见报,可见他在国外的影响也不小。最让人难忘的是,侯宝林发言时的那副面部表情——严肃认真一本正经。然而,他的表情越严肃,效果就越是适得其反,现场的与会人士无论男女,都在忍不住地低下头偷偷地笑,那种感觉和现场气氛好玩极了。
  侯宝林家搬进部长楼不久,我就去他家探望。他的现任夫人,耀文的母亲在家,而且是见面熟,一听侯宝林说小甄来了,她就大大咧咧地对我说,小甄坐,然后叫家里的佣人赶紧去泡茶。她喜欢边走边说,人虽瘦小,声音却很宽厚,一听就是个有唱功底子的人。
  耀文母亲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的烟不离口。甭管是哪回见面,她都是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而且只抽大中华。她说,别的牌子的烟她抽不惯,一抽就咳嗽。知道我也抽烟,每次我去时她都会拿大中华来招待我。她抽的烟从来不要过滤嘴儿,因为她说那种带咀儿的抽着没劲。再一个就是方便一支烟接另一支,长长的烟灰总是挂在她的嘴边儿上。那会儿的烟草也好,不用化肥,烧出的烟灰雪白,且不容易散掉。最让人不能理解的是她在吃饭时也烟不离嘴。侯宝林曾经留我在他们家吃过饭。我亲眼所见,夫人吃饭时也是烟不离嘴,吃一口饭,抽一口烟,真是不可思议。出于好奇,我在饭桌上忍不住问她,您什么时候才不抽烟呢?她哈哈一笑,像个豪放的女侠说:“除了睡觉,只要一睁开眼,我这烟就得点上”。
  我说,那您一天要抽几包烟啊。
  她说,没数,少说也得四五包吧。
  我心中暗暗吃惊:这也就是侯宝林的太太,别人想都别想。虽然八十年代那会儿,一包不带过滤嘴儿的大中华是六角钱一包,若是按五包算,她一天光是抽烟就得花掉三块钱,一个月30天下来那可就是90块钱呀,而那会儿人们的工资,普遍都不高,一个月不过几十块钱,像学徒工上班头一年,每个月只有十六块钱。相比之下,侯家在那时就是大款了!                         
    不知是因为什么,我在侯宝林家做客多次,却从来没有见过侯耀华,与侯耀文倒是碰上过几回。
  记得,第一次申奥失败的第二天,我去木樨地24楼存放自行车,正好与侯耀文迎面遇上。他从老远就主动向我打招呼说;怎么着,到我们这儿串门来了?
  我说,哪儿啊,我去坐地铁,暂时把自行车放你们这儿。你这是去哪儿啊?
  耀文说,有点小事儿,临时出去一趟。
  我说:昨晚上你们可惨了吧?
  耀文说,可不是咋的,昨晚我就跟央视体育部的马国力说,你看看你干的这事儿,还特意让我们老侯家的哥俩儿当主持。这要申办成功了,倒也是件好事。可人家萨马兰奇嘴里蹦出的那两字儿是悉尼,不是北京。也不知是谁有那么大的把握,一准就认为是咱们的,结果样样儿都是按照申办成功准备的,足足把我们哥俩儿折腾了大半宿,闹来闹去,最后反倒把我们哥俩儿当猴耍了!耀文说罢,呵呵地冷笑起来。
  我也笑着补充说:你说的没错,大伙儿也都这么认为,说是中央电视台把你们哥俩儿当猴耍了。
  耀文见我也这么说,又为马国力辩解道,我们是哥们儿,这种事儿实际上也不怪他。从上到下都是这么认为的,他不照着做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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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这倒也是。你没见今天上午各报一版上半版的文章吗,为什么登的全是邓小平谈香港的一篇旧文章。实际上也是被打了个措手不及,那半块版其实也是给申奥成功预留出来的版面,有的连庆祝文章和社论都写好了,还排好了版,就等萨马兰奇的嘴里说出北京两字儿了,没想到结果是悉尼……那一刻,大伙儿都傻了。
  那次见面之后,隔了一年,1992年冬天,天津大邱庄津美工业集团老总禹作胜委托我,邀请四十来位老艺术家去他们那儿整一台文艺晚会。我答应下来之后,没费什么劲儿,就把人给凑齐了,其中有很多五六十年代就红遍中国的歌唱家,如马玉涛、吕文科、李光羲、罗天禅、耿莲凤、刘秉义……新星一个没要,因为人家点着名要的就是这些老人老歌。做为一台晚会的拼盘,相声我只请了侯耀文一对搭子。当时我给他打电话时,他一听是我张罗的事,二话没说,立即应了下来,并问我,石富宽不在北京,把天津的刘亚津叫上跟他搭档行不行。我说,行啊,你是逗哏的,是主角,只要你能到,捧哏的叫谁都行。
  行前,根据我的安排,其他演员们分乘三辆大客车前往大邱庄,侯耀文则由我坐的小车去呼家楼接他。不知道当时那儿是不是他的小家,反正是从那把他和刘亚津一块儿接走的。一路上,我和耀文一通神吹海侃,刘亚津因为刚出道不久,还是个生瓜蛋子,只有陪着笑脸听我们聊天的份儿,根本就轮不上他插嘴。那天,他们俩先表演了一段《侯式发声法》,因为观众拼命鼓掌,他俩只好又返场加了一段《口吐莲花》,如果不是节目安排得太满,侯耀文是根本就下不了台的。
  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从那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也就是说,去天津那一次是我们的最后一次零距离接触。虽然在侯宝林病重期间我也去木樨地24楼的侯家探视过,那天耀文和耀华都不在家,只有夫人和女儿侯月在。
  那天见到的侯宝林已经大不如前,整张脸都瘦了一圈。他躺在一张躺椅上,身上盖着一床薄被,脸色十分苍白,说话也有气无力。当时给我的感觉就不好。侯宝林一见我来了,就说,你看我现在这样子,也顾不上礼数了,你可别介意啊。我上前拉住他的手安慰说,看您的气色还不错,而且我听说手术也挺成功的,别着急,您一定会好起来的。
  侯宝林摆摆手说:你们大伙儿越是这么说,我心里就越有数——唉,他长长地叹了口气,又说,我这辈子,欠的人情儿太多了,尤其是对不起观众,他们给了我那么多荣誉和掌声,我却没给他们做多少事儿,我这心里不安啊……我去看他的那天也是个晚上,看他身体那么虚弱,我没敢久留,坐了不到半个小时就告辞了。
  在返家途中,我的脑海里一直在想着这些年与侯宝林交往的桩桩往事。有些事儿一想起来就让人心头发痒。譬如有一年,侯宝林与侯耀文应邀赴美演出。行前,他们先在回龙观饭店集训并排练几个出国演出的段子。接到侯家打来的电话,我立即赶往回龙观饭店去看他们。侯宝林对我说,去给美国人说相声,这在他来说,还是有生以来的头一次,因此心里没底儿。“也不知道人家听得懂听不懂,而且,是不是真的欢迎我们”。他希望我在他们赴美之前,先给那边发一条新消息,算是跟那边儿打个招呼。我说,没问题(后来,我为侯氏父子赴美演出,专门发了一条消息,美国的中文《世界日报》立即刊登出来,侯氏父子一到美国,就见到了那天的报纸)。
  在回龙观的那天中午,侯宝林父子留我在饭店吃饭,我也没有拒绝。那会儿还不时兴单间。所有人都在大餐厅里就餐。上米饭也不是用小碗,而是由服务员端着一只大饭锅,挨桌问谁吃米饭。等轮到我们这桌时,服务员抱歉地来了句,对不起,这锅饭已经盛完了,你们等下一锅吧。侯宝林说,有几个米粒就成,你把锅拿过来让我瞅瞅。当他接过米饭锅一看,里面确实看不见什么米粒儿了,就把眉头拧到一块儿,眨着小眼睛左看看,右看看,然后就用筷子敲着锅沿儿说:“你瞧咱们这个寸劲儿,正好赶锅底儿上了!”说完,眉头一松,扑哧一乐,把周边的人全都逗乐了。
  转过年来,也就过了两个多月,就传来了侯宝林逝世的噩耗。1993年2月4日14时42分,侯宝林在北京因病逝世,享年74岁。官方媒体在对他的报道中,特别提到了侯宝林临终前口述的“最后的话”,他说:
  “我侯宝林说了一辈子相声,研究了一辈子相声。我的最大的愿望是把最好的艺术献给观众。观众是我的恩人、衣食父母,是我的老师。我总觉着再说几十年相声也报答不了养我爱我帮我的观众。现在我难以了却这个心愿了。我衷心希望我所酷爱、视为生命的相声发扬光大,希望有更多的侯宝林献给人民更多的欢乐。我一生都是把欢笑带给观众,如果有一天我不得不永别观众,我也会带微笑而去。祝愿大家万事如意,生财有道。”这番话与我所了解的侯宝林是相吻合的。他的一生横跨新旧两个社会,可谓是酸甜苦辣五味俱全。但是,在我的心中,他却永远活着,因为他留给人间的那批宝贵的相声财富,会在一代又一代人心中永远地传播……生活需要笑声,人们离不开他!
  侯家在木樨地24楼为侯宝林设了灵堂。2月5日上午,我买了一束鲜花赶去吊唁。只有侯月一人守候在灵堂,其他人都不在。我为侯宝林祈祷后,刚刚走出他们家的单元门,正好与吴祖光迎面遇上。他冲我招招手说“来啦”,我点点头说,是啊,这么多年的老朋友,不送他一程,这心里不安啊。吴祖光感慨地说,是啊,我也是来给他送行的……我和吴祖光一进一出,没想到,那也是我和他的最后一次见面。
  最后我想说的遗憾是,侯耀文突然病逝,我却无法为他送行。2007年6月23日下午,我正在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塞尔,一位同行的女士接到北京打来的国际长途,向她通报了侯耀文在家中猝死的消息。那位女士刚听完对方的第一句话就冲着我们大叫道:侯耀文死了!我的心格登一下,仿佛突然从空中掉下来一块大石头,狠狠地砸在了我的心上。我大声对她说,这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侯耀文今年才59岁,怎么会死呢?很多人也对那位女士说,你是不是听错了?于是,那名女士就对着手机大声说道:你是不是听错了,我们这儿的人都说侯耀文不可能死的。接下来,只过了一小会儿,该女士一脸严肃地对大伙说:是真的,侯耀文的的确确死了,是心脏病猝死,就死在家中!
  那一刻,现场的所有人都沉默了,世界仿佛也被这个冰冷的噩耗冻住了,唯有侯耀文带给人们的笑声在心头徘徊着,久久不肯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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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宝林的“文革”遭遇
       “文革”中社会上流传了许多批斗侯宝林时的乐子。内容是:“朝鲜战争是我发动的”、“邢台地震是我搞的”、“我妄想搞第三次世界大战……”等等,笑话连篇。这些传说,是受压抑、心情郁闷的人们有意加工、讹传的子虚乌有的产物。
  造反派心中的“死老虎”
  事实上,侯宝林面对被“打倒”的境况,非常理智。揪斗他的第一天,还未等“红卫兵”冲进屋去,他已经听见响动,主动迎立门口“束手待毙”。然后,大步流星地走在被批斗队伍的前面。举扫帚、按脑袋、强行推搡,侯宝林都能“聪明”躲过。而且,他还早已更换了“行头”。他认为,穿高级衣料的衣服,会使生活水平低的人嫉妒,有向无产阶级“示威”之嫌;穿绿色的,有“乱军”的意味,“红卫兵”看着不舒服;穿带“补丁”的,会让人说形左实右,所以,穿的是很普通又合时宜的粗布旧衣,然后,凹胸、低头、溜肩、看地,“角色”进入得自然,贴切。
  在交代问题时,也与他“进入角色”的形象表里如一。当有人站出来揭发他1958年下放时,见马路上路灯少,灯泡不亮的状况,竟说它们也“精简下放”啦。侯绝不分辩,不但承认是对“下放”政策的不满,甚至是对“三面红旗”的攻击,上纲上线,毫不“对立”。这使他少受了许多皮肉之苦,成了“造反派”心目中的“死老虎”,转移了“造反派”在他身上的视线。
  “劳改”不忘“砸挂”
  可是,一旦当侯宝林感觉心情好的时候,“本质”又暴露了。
  下放到河南淮阳 “五七干校”,每天早晨要背一段毛主席语录,然后才能干活。于是他选择了一段“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背完这句话,敏感的造反派摸不着头脑了:侯宝林虽然背的是毛主席语录,但他的心态是什么呢?是不是在说,因为他为人民服务,所以才来干这不是人干的活?还是因为他是为人民服务的,不应该来干活?甚或是干这样的活,不是为人民服务?于是批判他:“你有资格为人民服务吗?”
  第二天,侯宝林改了,背的是“不管你是什么人,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照你的办”。造反派更生气了:“你说我是什么人……”
  一次,侯宝林让同在干校的薛宝琨给他理发。薛宝琨理发的手艺是真不怎么样,一些该理发的人也不让薛宝琨理,可他却不在乎:“当年说相声时留分头我是第一个,相声演员穿西装我也是最早的。现在叫 ‘返璞归真’,我这个和尚就由你‘剃度’了。”已经理完了发,他说:“这头剃得还可以,可你只能做男活儿,女活儿你可千万别揽。”薛宝琨不解,问:“为什么?”他说:“你看你那只手,理发不是扶着人家,而是搂着抱着。这谁受得了啊!”他已经被“劳改”了,可还忘不了“砸挂”(相声演员之间彼此戏谑逗笑的一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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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保了侯宝林
  后来,还是毛主席保了侯宝林。1974年8月,毛主席亲自提名侯宝林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继而要听侯宝林的传统相声。转年的1月,侯宝林为毛泽东主席录制了 《关公战秦琼》《戏剧与方言》《改行》等12段录像。因为侯宝林在“文革”前基本上都是在电台录音,还没有电视录像。这批录像也就成了他艺术形象能够传世的珍品。
  大家都知道,美国总统里根原来是个电影演员。一次,有一位对中国政治制度持有偏见的西方记者问侯宝林:“侯先生,里根是个演员,但他后来当了总统。您也是演员,您认为您能有此殊荣吗?”显然这是一种挑衅。侯宝林听了,很平静地回答:“里根是二流的演员,所以他改行了,而我是一流的。”这回答真是绝妙之极!
  侯宝林说相声擅长“现挂”,一次他给毛主席等领导人说相声,说着说着就兴奋起来,现场发挥说了句“读书死,死读书,读书读死不如不读书”。毛主席听了,脸上露出笑容,眼神里充满了惊异和钦佩。还有一次,侯宝林与郭全宝合说《戏剧杂谈》,当他说到自己“42岁研究了50年戏剧”时,郭全宝拦住了他,问:“噢,42岁,研究了50年戏剧,这不是矛盾了吗?”他迅速又十分流利地应答:“这个矛盾是可能产生的,而且是应该产生的。任何一个事物都会有矛盾存在的,那就看你有没有办法使这个矛盾统一起来。不然的话,就会形成对立,继续发展下去。这是个法则问题喽!你不懂啊!”这不是毛主席的《矛盾论》中所阐述的观点吗?在这里了,他用得非常恰当。毛主席笑了,周总理更是笑着直拍毛主席的肩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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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东与侯宝林关系揭秘? 谢东身世遭扒确定为侯宝林私生子
 
      谢东以《笑脸》成名,后来就慢慢沉寂,最近去因为吸毒曝光而在次受到关注。“吸毒风波”还未结束,谢东的身世却在一次被扒了出来。都说都说谢东长得像侯宝林,那么他和侯宝林是什么关系呢?
     歌手谢东被曝吸毒之后,关于他是侯宝林私生子的传闻也甚嚣尘上。记者在央视演播厅遇到侯宝林之子侯耀华时,他表示,一切以谢东自己的说法为准。此传闻刚出现时,许多记者打算探询侯耀华、侯跃文兄弟,但两人一直关机。昨天,侯耀华当面听到记者又询问此事时,表情一下严肃起来。
      “这个没法儿说”,侯耀华表示不想回答,“谢东的父母都在,这让我们怎么说,谢东怎么说事情就是怎么样的。”
      “谁爸爸干这事,回来还跟自己孩子说,‘我在外面捅了娄子’”,侯耀华说,“我们到哪儿知道去。”
       对于王朔日前在博客中“怒斥侯耀华对惹上麻烦的弟弟谢东不理不睬”一事,侯耀华笑了两声之后,大声说:“你看  他这接二连三的,他就是逮着谁咬谁。就像卖报纸的把报纸送到了报摊,他把一页广告硬塞进去,读者买完以后才发现夹了张广告。我们这些卖报纸的还没法跟他打,越打他反倒越火。”
     最后侯耀华略微平静地表示:“这事弄的,谢东出了事我们关心都没法关心,其实现在正是需要人关心的时候。不过,再怎么说,吸毒就是不对。”
       “昨天他不是在央视《法治在线》里把吸毒的过程全都说清楚了吗?也忏悔了,这事就这样了结吧。”侯耀华说完转身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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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29日10时31分,“大炮”王朔在博客上发表了一篇名为《问猴哥》的文章,文中不仅爆料说谢东是已故相声大师侯宝林的私生子,还指责侯宝林的儿子侯耀华、侯耀文两兄弟对谢东这位“小弟”不理不睬的做法“不地道”。
      而昨天记者从一位不愿具名的著名曲艺演员那里得知,谢东的确是侯宝林的私生子,但侯氏兄弟并没有对谢东“不地道”,他就曾亲眼目睹侯耀华关照朋友要对谢东这个“弟弟”多照顾。
      王朔:“要不是,我赔他们老侯家一百万。”
      虽然圈内早已流传谢东是侯宝林的私生子,但王朔前天突然对此“大声喧哗”,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呢?
昨天记者致电王朔,他不是不接电话,就是把电话挂掉。随后记者给他发短信,希望他能够接受采访,他回了“不行”。不过在昨天傍晚,一名南京的同行与王朔用短信“交涉”了近两个小时后,王朔终于回应了几句———“这事全北京文艺界人人都知道,不信你挨个问去,叫上侯耀文化验的恩诶(DNA)去,要不是,我赔他们老侯家一百万。”
    至于王朔这个局外人为何公开指责侯耀华、侯耀文两兄弟不地道,他没有做任何回应。
知情人:“侯老去世后这个就不是秘密了。”
       王朔非常确定谢东就是侯宝林的私生子,而记者随后采访到一位熟悉侯家的著名曲艺演员,他也肯定了侯、谢是父子关系。当时记者刚报出“谢东”的名字,他就问:“啊,你是要问他吸毒的事情吗?”
      记者道出王朔在博客中爆料“谢东是侯宝林的儿子”一事。
      他说:“是啊,他是侯老和马增蕙的儿子啊,这个在圈内是人尽皆知的事情了,没有什么新鲜的。你看他的长相就知道是一家人了嘛。”他还透露:“侯老去世后这个就不是秘密了。侯老在世的时候,谢东和侯家兄弟不来往,但是据我所知,侯家兄弟是知道谢东的存在的,不来往不是对他有敌意,只是大家对此一直没有捅破。直到侯老去世之后,双方开始相互走动。”
       外界传言,侯宝林临终前曾嘱咐侯耀华、侯耀文照顾谢东,不过两兄弟并不愿意认这个弟弟,侯老去世的时候,两人还不肯让谢东参加葬礼。对此,该知情人士表示:“这个我也只是听说,当时的情形要问他们家人,不过我见过侯耀华在大家伙面前指着谢东说:‘这是我弟弟,大家今后照顾照顾啊!’”
      昨日记者还曾致电侯宝林的“关门弟子”师胜杰,但他对侯家与谢东的关系,连连声称“不知道”,随后以要录影为由匆匆挂断了电话。而当年与侯宝林关系非常好的相声界“北侯南张”中的张永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自己虽然和侯宝林是老朋友,却也没好意思去打听,毕竟不是多光彩的事情。
       当事人:低调不回应
      王朔在大爆料,而当事人则是保持低调不作任何回应。侯耀华、侯耀文的手机不是转秘书台就是关机。而谢东的妈妈马增蕙也没有出面回应。
       谢东的母亲马增蕙是单弦演员。其父马连登、其姐马增芬都是西河大鼓表演艺术家。
马增蕙5岁从艺,演唱西河大鼓,15岁参加中国广播说唱团,改唱单弦,师从胡宝钧、白凤鸣、石慧儒、刘洪元、蒋月泉等曲艺名家。她既是造诣颇深的单弦演唱名家,又善于演唱京韵大鼓、西河大鼓、梅花大鼓,还曾尝试用普通话演唱评弹。马增蕙是一位深受群众喜爱的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的曲艺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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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贫艺高侯宝林
三年出师领风骚
  侯宝林先生小的时候家里很穷,总共念过三年小学。12岁那年,为了吃饱肚子,侯宝林先生只好辍学拜师学艺。他先是学演京剧,后改说相声,先后拜常宝臣、朱阔泉为师。
  侯宝林先生的名字是朱先生起的。朱先生共收过王凤山、李宝麒、侯宝林、王宝童、马志明五个徒弟。其中大徒弟王凤山与李宝麟、侯宝林哥仨曾被当时曲坛誉为“麒麟山”三兄弟。继王凤山之后,朱阔泉又收了三个徒弟,他给这三个徒弟起的名字,最后一个字连起来恰好是“麒麟童”,第一位姓李,起名“李宝麒”;接着收了“小酉儿”为徒,起名“侯宝麟”;后又收了姓王的徒弟,起名“王宝童”。据说朱先生这样做,与他曾受到京剧名家“麒麟童”周信芳的羞辱有关。后来,侯宝林为了消除这场误会,便将“麟”改为“林”了。朱阔泉的关门弟子马志明,是马三立之子。新中国成立后,马三立与侯宝林在相声界并驾齐驱,大都认为他们是同辈儿,实则不然。马三立师承八德之一的周德山,而侯宝林是八德之一的焦德海的徒孙(侯宝林恩师朱阔泉乃焦德海先生之徒),与马三立之子马志明同门,因此侯宝林应称马三立为师叔。
  侯宝林先生天资聪颖,第三个年头出师,便独自到市井街头卖艺,并常到北京天桥附近说相声的场子,暗自学习相声。为研究相声,提高自己的知识,他还节衣缩食,买一些书看。有一年冬天,他在一个旧书摊上看到一本与相声表演艺术相关的《明清笑话集》,爱不释手,想买却钱不够,就脱下身上的皮袄,以抵书款,买下了那本书。原本相声就是从笑话儿发展演变成的,清初石成金写的《笑得好》第二集里,有一段笑话儿叫《夫人属牛》,大意是说:一个当官的做寿,乡民听说他是属鼠的,就一块儿凑金子给他铸了一只金鼠送去。这个县官儿一见很高兴,对乡民说:“你们知道吗,再过几天,就是我夫人的寿诞,千万记住夫人是属牛的。铸的时候,肚子里可不要空膛的。”
  这是一段讽刺某些当官儿的贪婪成性的笑话儿,后来有了相声这种艺术形式,从情节、人物各个方面就丰富多了。很多的老艺人,包括相声祖师爷朱绍文,以致到了侯宝林先生这一辈儿,都说过根据《夫人属牛》的笑话改编的相声《属牛》。
  侯宝林先生机智幽默,且疾恶如仇,经常说一些嘲弄戏耍军阀权贵的相声段子。他曾经根据民间传说说了个段子,说的是韩复榘在山东当省长、督军时闹出的笑话。说是几个当兵的在操场上打篮球,韩复榘看一群人来回跑争一个球,不解,于是高声喊起来:“停、停、停。这是干啥?10个人抢一破皮球(老式篮球是由16块牛皮拼合而成),一人发一个不就得了!”听众都因韩复榘的无知笑弯了腰。
一手娟字众人求
  侯宝林先生文化不高,但他的字却写得清秀漂亮。侯先生没有刻意练过字,识字、认字、写字都与他从事的相声艺术有关。旧社会撂摊儿的相声演员为吸引听众,在表演之前有个前奏节目,就是写“沙字”。据说侯宝林每次摆“地摊”演出前,左手拎个小布袋,右手的拇指食指从布袋里撮一些老粉藏在掌心,然后缓缓地在泥土上组字。好奇的人围过来,看他耍什么把戏,于是愈围愈多。传说这门绝技起源于相声行内公认的祖师爷朱绍文。
  朱绍文,艺名“穷不怕”。他的这个艺名,来自他在自家大门上贴的一副对联。上联是“无时不怕穷经皓首”,下联是“励精矢志朱紫著身”,横批是“舌治心耕”。朱绍文在“撂地”时,常携小袋白沙,先用白沙画一大圆圈,然后单膝点地,右手用拇指和食指捏白沙撒字,且边撒边唱。他撒的字有单个儿的,有三五个字连在一起的,还有对联、诗词等,有时也撒出一丈二长的“福”“寿”“虎”等双钩大字。偶尔在大字之下再撒小字,像“招财进宝”“日进斗金”“赵钱孙李”“宇宙洪荒”等。他经常撒的一副对联是:“画上荷花和尚画,书临汉书翰林书。”这副对联不但对仗工整,而且正着念,倒着念,字音相同,颇有趣味。
  侯宝林先生不仅完美地继承了“沙书”艺术,还把“沙书”的技法运用到书法上。有些人慕其名气,向他求字,他常把“沙书”练就的字,写到宣纸上。我有幸藏得朋友从侯先生那儿求来的两幅字,一幅写“奋进”二字,苍劲有力,时为“甲子”公元1984年。另一幅尺寸较小,为典型的“沙书”一笔连体字,拆开来读为:“一带(代)山河,少年努力。”落款时间是:一九八○年十一月。
  侯宝林先生喜欢交朋友,特别是和漫画家方成交谊颇厚。侯宝林说“漫画是无声的相声”,方成说“相声是有声的漫画”。这两种艺术形式都夸张,都逗人笑,都寓教于乐,都为人民大众所喜爱。侯宝林先生弟子较多,著名的马季、贾冀光、丁广泉、郝爱民、师胜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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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相声辟蹊径
  侯先生不仅擅长相声表演,同时也十分注重相声理论的研究。据他考证,“相声”的历史十分悠久,至早可以追溯到周秦时期。只是那时候这种艺术形式不叫“相声”,甚至到民国时这种艺术形式“口技”也不叫相声。侯先生生前撰文谈相声的溯源,不同于学者式的反复论证,而是以平铺直叙的讲故事形式来表述的。比如他讲“单口相声”和“对口相声”的起源:
  第一个故事讲的是,秦二世的时候,要漆城。要把整个城墙用油漆漆了。那个时候没有调合漆,全是天然漆,哪有那么多啊!可是秦二世楞要把整个城墙漆一便,谁也拦不住。这时优人说话了:“您想把城墙漆起来,太好了,那多漂亮啊!他们总怕东方人来打仗,那怕什么,敌人上不来了啊,城墙滑呀。即使上来也不要紧,我们拿棍儿一捅,‘叭叽’,敌人全从城墙上掉下去,摔死了。”你们看这是不是有些像单口相声?
  第二个故事讲的是,北齐高祖时,有个俳优叫石洞统,他是北齐高祖面前最得宠的演员。北齐高祖曾经在鲜卑当过兵,有一天北齐高祖说:“我说个谜语你们猜猜,‘卒律葛达’,你们猜猜是什么?”大家猜了半天,谁也没猜着。石洞统说:“我猜着了,煎饼。”北齐高祖非常高兴,称赞他猜得对。(我估计可能是鲜卑通说语)。北齐高祖承认石洞统猜对了,石洞统说:”我也说个谜语给大家猜成不成?”北齐高祖说:“那当然可以,你说吧!”石洞统说:“卒律葛达,猜吧!”大家猜了半天也没有猜着,于是请石洞统把谜底揭开。石洞统说:“煎饼。”有的人就笑了。北齐高祖说:“这可不对,我刚才摊煎饼,你怎么也摊煎饼啊?”石洞统回答的这句非常好:“趁着您的铛热,我也摊一张。”你们看,这不就是我们今天的对口相声《摊煎饼》吗?
  故事中说的“优人”和“俳优”,是古代从事歌舞乐和杂戏的艺人的总称,即后世的演员。
  侯宝林先生被誉为相声界的“语言大师”,是具有开创性的一代宗师。在漫长的60年艺术生涯中,他为相声事业倾注了毕生精力,把欢笑永远地留在了人民心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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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季自传澄清传闻:我从来没有打过侯先生

“父亲去年12月20日去世时,只批改了稿子的一部分,很遗憾他没有改完。希望这本书能帮助大家了解一个老相声演员对生活的看法,一位72岁的老人过去的生活经历和人生感悟。”11日下午,马东在父亲马季自传《一生守候》的新书首发式上说了这样一番话。关于马季打过侯宝林的传言,马季在书中第一次公开澄清:“我从来没有打过侯先生。” 
    签售加盖“马季之印” 
    11日下午3点,距离《一生守候》签售时间还有半小时,北京图书大厦外读者就排起了长队。下午3:30,马季先生的儿子马东,徒弟笑林、刘伟、王谦祥、李增瑞准时出现在签售现场。在马东说出了文首那段话后,笑林代表弟子向先生致敬,向先生的这本书致敬。签售过程中,马东带来了父亲生前很喜欢的一块印,印上四个字为“马季之印”。他为每一位读者认真地盖章,希望给大家留个“念想”。
    开始马东没有在书上写自己的名字,“因为这是我父亲写的书,不是我写的。”但架不住读者的热情,随后他也拿起笔为大家签名。记者注意到,前来参加此次活动的读者年龄参差不齐,但以中老年读者居多,有的人甚至一买四五本,以便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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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次澄清打人传言 
    《一生守候》分上下两部,上部讲述的是马季在粉碎“四人帮”前的经历,包括如何走上相声道路,以及在“五七”干校的经历;下部则是粉碎“四人帮”后的故事,其中还穿插了马季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当他的事业到达巅峰期时,对相声发展的一些困惑和感想。结尾部分还收集了马季对人生和事业的一些感悟。 
    在新书首发式上,马东明确表示,《一生守候》是父亲总结一生的作品,这将是关于马季生平的最后一本书。曾有传言,说马季在“文革”期间曾经批斗甚至动手打过他的师傅侯宝林。在《一生守候》中,马季承认自己给侯宝林写过大字报,但表示:“我认为我没出格!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要表态,领导又要求写,这是很正常的。侯先生也给我写过,别人也写过,我也写过别人。” 
    关于打人传言,马季在书里写道:“社会上曾传言,说在‘文革’中我打了侯先生一个耳光。有人说,曾就此问过侯先生,侯先生模棱两可地回答:‘旧社会徒弟打师傅,是常有的事情。’侯先生到底说没说过这样的话,我不得而知。在一些公开的场合出于对侯先生的尊重,我也没有解释过。但现在我可以明确地告诉读者,我从来没有打过侯先生。而且,我一直认为侯先生是我的老师。” 
    相声创作心得将出书 
    马季生前曾计划创作一套相声教材,把自己创作相声的心得传授给后人,并表示自己已经把一些心得录下来了。由于他的突然离世,此事搁浅。11日马东透露,目前团结出版社正在准备出版一本关于马季的新书,讲述精品相声背后的创作故事。该书责任编辑赵广宁表示,这本书正是根据马季原来录下来的创作心得整理的。“马老去世了,相声教材没有完成。他一生创作了300多段相声,我们挑选了其中20多段。然后根据他生前的录音,把重点相声的创作过程和背景整理出来,把相声和创作背景两部分文字放在一起出版。”由于工作量比较大,这本书出版的具体日期尚未确定。北京娱乐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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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徒二人 
    一直回避“打人事件” 
    马季生前曾做客凤凰卫视《鲁豫有约》栏目,说起与师傅侯宝林的恩恩怨怨,谈到了社会上广为流传、关于他在“文革”期间曾经批斗甚至动手打过侯宝林的传言。 
    “文革”开始后,师傅侯宝林被扣上“反动艺术权威”的帽子,徒弟马季也被定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那时马季只能在北京扫厕所,刷标语牌。马季后来说:“当时的造反派我觉得很坏,他们来回挑拨离间,造成我们师徒之间很多误会。” 
    当时,造反派将马季、唐杰忠和赵连甲打成“反党小集团”:赵连甲是坏分子,唐杰忠是军师,马季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有一次,大会批斗反动权威侯宝林,批斗会上说,侯宝林创作的《寸步难行》替蒋介石张目。侯先生低着头来到麦克风前说,那个节目不是他写的,是马季写的。然后是马季上台,被批了一通。大会继续批斗侯宝林,造反派说,侯宝林的第二个反动作品是《西方音乐》,用自然主义手法宣扬资产阶级糜烂的艺术。侯宝林说,那节目不是他写的,是马季写的。如是反反复复,总共四次,都是“马季写的”。 
    十年动乱结束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慢慢变得正常。1984年,马季等人应邀去香港演出,侯宝林是那次演出的艺术顾问,在之前的审查演出中,马季表演的作品大受欢迎。马季回忆道:“当时侯先生说:‘马季,你过来,到香港之后,我的段子你都可以演。’说这话是第一次给我开绿灯,对我满意了。我说,侯先生,您放心吧。”侯宝林的这几句话,马季至今难忘。 
    曾有传言说,“文革”时马季打了侯宝林。有人就这个问题问过侯宝林,侯先生也不正面回答。他说:“别问这个了,旧社会徒弟打师傅,是常有的事情。”那么马季到底打没打过侯宝林呢?马季在《鲁豫有约》里说:“我觉得没有这些,就没有生活;没有这些误会,没有挨骂,没有谣言,就前进不得,任何人都是。”正是侯宝林的一番话以及马季对问题的回避,让更多人确信:马季确实打过侯宝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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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密侯宝林大师的隐秘生活
        相声泰斗侯宝林之子侯耀华和从未在媒体上露面的侯宝林的入室弟子黄铁良、关门弟子师胜杰、唯一在世给侯宝林捧过哏的李国盛、与侯家交往密切的王文林做客春妮家,共同解密侯宝林大师的隐秘生活。师胜杰坦言,侯大师爱吃更会吃。侯耀华独家爆料,父亲生活有情趣,开创了相声界的好几个第一。李国盛爆料生平唯一一次侯大师给自己捧哏,演出经历惊心动魄。侯大师最后那段日子,入室弟子贴身照顾,终生难忘。大师辞世,留下重大遗憾!一切精彩就在6月6日晚19点35分《春妮的周末时光》。
众人爆料:侯宝林大师是个不折不扣的美食家
  春妮家中来了几位跟侯宝林大师有过亲密接触的相声前辈,大家的爆料一个比一个令人咋舌。自小经常到侯宅玩耍的王文林坦言侯宝林大师是个不折不扣的美食家,不仅在舞台上一举一动、一招一式都极为讲究,就连吃饭也讲究颇多。尤其是喝汤,更是独特。“老爷子喝汤特别讲究,你甭管多高级的汤,山珍海味,
  老爷子只喝汤,汤里的东西,不吃。”坐在旁边的师胜杰也有同感,他回忆师父第一次带他去上海餐厅吃饭,只点了四个菜,每一个菜的来龙去脉,做法吃法都了如指掌,连上海人春妮都感叹“大师太会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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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耀华:我父亲追赶潮流是个时髦的老头
  舞台上的侯大师艺术成就卓越,令大家高山仰止。私下生活中,也是个爱玩会玩的可爱老头。侯耀华笑称“我父亲是相声圈里第一个骑摩托车的人!他也是曲艺圈中第一个穿西装的人,秃头穿西装,也就老头干得出来。”他随手拿出手机,让大家看一张跟马三立、骆玉笙和李润杰的合影,大师带着变色蛤蟆镜,简直就是个时尚达人。不仅如此,与侯大师经常接触的王文林爆料“老爷子特别爱打牌,那么多年都不知道他会打麻将,但打起来相当的好。”在春妮的好奇追问下,王文林仔细描述了牌桌上的侯大师,“开始打就垫上话,咱们这可是娱乐,大家伙不要拘谨,该和就得和。”此时坐在旁边的侯耀华连连摇头,笑称“老头越这么说吧,他们还就越不敢和。他先给你下药,你想想,完了以后谁和呀,可不人家就大伙哄着他玩嘛。你要是出错牌了,他还说你,你会玩吗?你要这打,这不就你就赢了嘛,我不就赢不了了嘛,把钱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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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铁良:师父最后的日子我贴身照顾终生难忘
  作为从未在媒体上露面的侯宝林的入室弟子黄铁良,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拜在侯大师门下,与侯耀华和侯耀文一同长大。如今回忆起二十多年前的细节,仿佛一切都未走远。已经79岁的黄铁良聊起侯大师临终的日子,仍旧泪眼朦胧。“当时师父住院,只选了我一人在医院照顾,老爷子对徒弟那个心情,让你绝对是,打心眼里想着。到吃饭的时候了,让我拿饭票买小灶,现炒的,哪个菜最贵吃哪个,师父已经一年零七个月不能咽东西了,不是他自个吃,是让我吃。我买了饭偷偷在门外面吃,不想让师父看到,可他却让我进来,说你吃的越多越好,我越高兴,你吃好了你能伺候我。”师父对徒弟的那种感情、那种牵挂,令大家终生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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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耀华:我父亲手术做的唐突了
  1993年2月4日,侯宝林不幸与世长辞,享年77岁。曲艺界又一位巨星陨落,他的去世也意味着一个相声时代的终结。如今已时过进迁,侯耀华谈到父亲最后那段日子,爆料“我觉得当初决定做这个手术有点唐突,那阵大夫可能也说的有点邪乎,如果说不做的话,保守治疗,我相信还能有一段时间。”
  因为相声,侯宝林大师使我们尊敬,因为最真的情感,他的艺术变得厚重,他的艺术超越了他的作品本身,成为几代人的共同记忆。6月6日,BTV文艺频道19点35分《春妮的周末时光》,侯耀华和王文林炮制美味,侯府独家下酒凉菜惊艳亮相,几位相声前辈共同回忆这位国宝级的艺术家,为你解密一个不一样的相声大师侯宝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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